新中国以来历年的农业大事记
吴天锡
2015年8月31日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据史书记载和各地出土文物显示，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已孕育农业，栽种作物、饲养家畜和制作简单的农用及运输工具，逐渐形成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和华夏文化。但近百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及剥削，农村经济发展凋敝，农业生产迟滞不前，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损伤，农村土地制度也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富阶级占有约70%—80%的土地； 占农村人口90%的贫困农民，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以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一、1950—1954 年的创始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广大解放区内，党领导农民以农会、农协等形式组织起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农民负担。紧接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通过群众运动，没收地主阶级拥有的土地，为三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七亿多亩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但绝大多数贫困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仍然严重不足，几户人合养一头耕畜，几户人共有一辆车、船，恢复生产仍有困难；于是一些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共同劳动生产。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引导农民，坚持“自愿、互利”政策，组织起来，生产互助合作，由互助组、合作社逐步发展到以按劳分配为主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又组织各地农业劳模到苏联去参观、学习办社经验。1953年原中宣部负责人范长江率农业部、山西省委农工部等单位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山西平顺川底村总结办社经营管理经验，介绍该社划分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在收益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原则等一套经营管理经验，之后在山西等各地广为推行。同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到1954年，全国已有七千多万农户参加了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0%），合作生产，共同发展。
新中国初期，要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还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粮棉生产。1951年，山西劳模李顺达在天津“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上答记者问，两名西方记者质询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将会被人民推翻…”，引起他的强烈反应和不满，事后他约请与会其他外地农业劳模一齐发起“爱国增产”的挑战竞赛运动，大力推广先进的增产技术，积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增产粮棉。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粮棉高产模范（如：山西棉花劳模曲耀离、江苏水稻劳模陈永康等）；各地都培育了一批先进社队，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起着带头作用，以点带面，再次形成群众性农业增产运动。到1959年，我国粮食总产达3208亿市斤，皮棉总产2129万市担，均已突破之前最高年产量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中国农业产量超过历史最高产量水平只用了四年时间，而欧洲战后经过了十几年时间才超过历史最高产量水平”。“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归功于政策适宜和群众真正参与、组织起来了”。
一段时期内，各地战乱相继平息，人民政权建立，农村生产秩序恢复。但基本建设设施长年失修，自然灾害仍然频频发生，从1950—1954年先后经历三次大规模的水旱灾害，虫灾和其它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生产救灾成为当时急务。国家在财力薄弱、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依靠和组织群众进行了淮河治理、扑灭飞蝗和赈济中原霜害（1953年）等大量生产救灾工作。同时，大量复员军人和失业人员亟待安排，中央采取“屯田戍边”政策，在边远国土上兴办国营农场，开发荒地。到1952年，全国就已建成562个国营农场，安置职工近40万人，开垦荒地565万亩，种植天然橡胶90万亩，不仅养活了众多人口，而且还为市场提供了大量日需生活产品。这一段时期中，各地农村还普遍反映，畜力衰退，动力不足。农业畜牧业部门提出：“保护现有耕畜，奖励繁殖，防治兽疫”的方针，禁屠、奖殖，大家畜由1949年的5947万头，发展到到1952年的7617万头，缓解了广大农村畜力不足问题。同时，牧区推行慎重稳进方针，“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稳定牧区生产秩序。在这段时期内，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先进农具，增加农业投资和贷款，整顿农业科教体系等方面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沿江沿海的水产事业也由专人管理发展到建立专门机构，加强了管理。
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 六大行政区，分别管辖各大行政区内的省（市）、地、县级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农业部，任命李书城为部长，罗玉川、吴觉农、杨显东为副部长。各大行政区均设有农林部分管属下各省、市、县的农林业务工作部门。农业部还配有苏联顾问，着重农垦、畜牧、农机等方面的协理工作。到1954 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农业恢复并已开始发展，五年计划开始推行。在新形势下，撤销大区一级，各大区农林部人员下放各省、市或上调中央农业部，加强了中央农业部的工作。廖鲁言出任农业部部长，着手整顿和加强全国农业队伍，增拨专项经费，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经营管理辅导站、畜牧兽医站，把国家农业政策、计划和技术直接灌输到农村基层。
二、1955—1962年的结构调整时期
1955年农业的大事频发。年初，党中央和部分省、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商定了十七条意见，经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商讨，补充修改，扩充为《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40 条”），1956 年 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修正后公布。纲要主要内容是，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全国分区采取措施，争取用12年时间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分别达到 400斤、500斤和800斤；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经济作物、畜牧、水产和林业生产；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商业、交通、信用和文教、卫生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年七月，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上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变。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1955年 6月，全国入社农户只占农村总户数的14%，年底达到60%，到1956年底，入社总农户已占到96.3%，其中高级社农户占总数的87.8%，比预订计划提前八年实现了全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在全国人代会上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
1957年，各地农业部门和科研教育单位，在总结农业增产经验的基础上，把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措施，归纳为“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八个字，广为宣传和贯彻。这一年的下半年，农村出现了大修水利、大积农肥的群众运动，几千万农村劳力投入田间劳动，创建了大面积的“丰产田”和农田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缺乏科学设计、合理的组织，也浪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1958年1月，中央在广西南宁召集九省、二市党委书记会议，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要求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之后又继续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大跃进”等口号，推动农业的加速和发展，但急躁、冒进的情绪，浮夸、虚荣的作风，一时得以普遍流行，许多地方以人海战术大搞“丰产田建设”，大建“万头猪场”，滥伐树木大炼钢铁；许多地方办起公共食堂，推行“供给制”，放开肚皮吃饭……。结果是耗损了地力的现有耕地，生产不出计划中“增产”的粮食。196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虽恢复到1.7亿吨，但仍只是1954年时的产量水平，人们吃尽了许多年来积蓄储备的粮食，只好以瓜、菜代替主食，全民的食物营养水平大幅下降，饥饿重现，贫困再生。据我当时先后在四川、安徽、甘肃、黑龙江等地调查，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浮肿病大量流行；许多适龄妇女因劳动过重，子宫脱垂，而暂时不能生育，以致一度出现人口减少现象；许多地方滥伐森林，垦殖荒山，以致水土流失严重现象重又出现。中央对这些问题早有察觉，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原则下，采取了一些改善措施，缓解了农业倒退现象。1962年中期，中央在北戴河会上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农业发展才又重新回到积极、稳步发展的道路上。
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1.5亿吨，大体上相当于新中国初期水平，整个农业生产仍处于衰退之中，教训十分深刻。
三、1963—1978 年全国农业从恢复重又走向稳步步发展时期
1963年，农业部下乡工作人员碰到了一个“吃饭不收粮票而把肚子吃得饱的典型社”——山西昔阳的大寨村。情况汇报给了廖鲁言部长，他立即再去大寨蹲点调查，总结了大寨人民团结一致，勤劳生产，建成基本农田（大寨人称为“海绵地”），把穷山村改造成小康村的经验。1964年，大寨书记陈永贵被请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党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中央和山西等有关机构组织了大量的参观和现场会；大寨人也应邀到各地传授经验，许多地方培育了自己的典型（如江苏华西、河南南街等），就地推广。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基层干部群众被振奋发动起来；许多地方学习大寨建设基本农田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兴起了治山治水活动；许多地方推广了大寨民主管理、“现场会”等具体经验，改善了地方领导作风和方法。总的说来，教育了群众，振奋了干劲，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当时正在深入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紧密结合，“四清”运动着重整顿农村基层工作和对广大社员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四清运动中暴露出：农村基层领导薄弱，集体经济的优越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和应有的效果，而大寨的经验正好弥补了以上的缺点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未深入农村，但大批农业干部经历运动，到干校劳动锻炼，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农村的基层工作，一时形成放任自流。但在城市骚乱、工厂歇业的情况下，一批职工回乡支援农业建设，带动了农村工、副业的大发展，使农业和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社办工厂大量兴起，个体经营活动和家庭副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农村集市交易活动也处在恢复和发展中，农村经济趋于繁荣。
70 年代初期，我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和农业部加强了联系，互派代表设处开展工作；中国农业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并到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考察“取经”，农业的国际合作工作日益开展；国际资金和人员来华帮助我国开展一些农、林和水产建设项目，有益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
1974年，欧美和一些亚非发展中国家先后爆发“粮食危机”，77国集团主席布迈丁（阿尔及利亚总理）正式照会我国，要求我国派团参加世界粮食会议，以对付缺粮、饥饿问题。 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有关会议，宣传了“自力更生”观点，并量力对外承担了农业援助任务。
在文革时期，国家农业机构也有较大的变动。1968—1969年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农业部只留下20—30人应付日常业务。1971年，农林口内各部在军代表监管下合并为农林部，开始召回下放干部。以后又分设农、林、水产、农垦等部；不到一年以后，水产、农垦等又回到农业部，恢复了文革前的工作体制。
这一段时期，虽历经动乱，但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下，没有中断过业务，而且在恢复到正常情况的同时，还开展了农业的国际合作事业。农业生产仍正常进行，粮农生产有所发展。全国粮食总产由1963年的1.7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4亿吨；农业的多种经营也有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从1963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 年的1458亿元。但同期全国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仍没有多大的增长。
四、1979—1996年的改革开放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年积累的经济矛盾，尤其是持续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粮食生产仍有不足，棉、油等生产也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投资基本上没有提高……。
面对这些问题，中央和各有关机构、专业人员经过深入探讨，提出“以调整为中心，包括改革、整顿、提高的新方针”。着重调整农业政策，先后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等文件，主要是：维护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支援；提高粮、棉、油等 1 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机、化肥、农药等销售价格；减免部分社队企业税收等。其中特别提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和必要的奖惩制度”；并规定“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到1979年冬季，安徽、 四川等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到总队数的60%左右；到1980年3月全国80%的队实现了“包产到组”。安徽在特大旱灾导致严重减产的形势下，还试行了“包产到户”。
1980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的文章，指出：“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集座谈会，集中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形成75号文件，明确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到这年年底，全国已有50%的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1982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明确肯定“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完善联产承包制的关键是，通过承包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到这年年底，全国99.5%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分期分批实行，到1985年完成了整个农业基层组织的重大变革。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实行了27 年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活动。1979年，恢复了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1982年，开始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的办法；国务院还批准其他一、二类商品，在完成统派购任务和所有的三类商品一样地议购议销。1983年，农业进入更大规模的开发计划期，国家有计划地建设了254个商品粮基地县，74个优质棉基地县，113个优质农产品基地县，278个名优农产品基地和490个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1985年，废除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开始按“有调有放，调放结合”原则，放开购销价格，由市场调节。1986通过改善交通、饮水、通讯、供电等活动开展扶贫和发展山区经济。1987提出“丰收计划”和“粮、棉、油的菜篮子工程”；改革农业科学和教育体制，推动农业的现代化、专业化、商品化的综合发展。同年，还先后建立了30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为农村改革发展探索经验。1981年6月，中国政府第一次承办的大型国际会议——世界粮食理事会年会在北京召开，36个理事国的农业部部长参加，国家主席李先念亲临会议讲话，大会通过了“通过农村综合发展，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的《北京宣言》，并组织了参观。1991年，遭受重大灾害后再度大兴水利建设。1994年提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段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了农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为城乡市场和对外贸易做出了贡献。
这一阶段，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农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再次被调动起来，增加了投入，战胜了频发的自然灾害，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取得粮、棉等作物的持续增产，多种经营遍地开花，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再造辉煌，全国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成就是相当大的。但人口增长、生活改善后需求增大，对于有限的农业资源利用的压力也在增长；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外出打工……，这些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五、1997—2004 年城镇化推动农村结构改革时期
1997年后，继续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国家强调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稳定粮、棉种植面积，推行“种子工程”、地膜覆盖、合理施肥等新技术措施；加强农业基层干部培训；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先后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生产救灾成为当时第一要务。
2000年，国家提出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调整。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和出口农业”；加快发展畜牧、水产、农产品加工等业；推行“专业合作经济”和“公司＋农户”等产业化经营；切实保护耕地，加快小城镇发展。
2001年，国家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强调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发展畜牧、水产和林业；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等产业经营，努力提高农业的后续效益。
2003年，在总结上个五年计划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切实加快畜牧、水产和林业的发展，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深化粮棉流通体制的改革，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大量农民从利用农闲进城打工逐步发展到牵家带口、进城转业；每年春节前后，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回家过年，然后再续返城，一时造成交通紧张状况。同时，也出现了农民回乡投资修建小城镇的趋向。
这一阶段时期， 我国“西部大开发”开始发力；农村多种经营全面开花，粮食自给程度也有提高；城镇化推动“以农济工、以工补农、城乡并进”的新局面。但同期人口持续增长，有限的耕地又屡被占用，人地比例不适现象日趋严重，促使今后农业的持续发展要有一个新的思路。
六、2005—2015 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
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农业发展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向前进。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迫切要求逐步加以改善。近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农村建设经验，也有一定的财力；在广大农村中已先后出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江苏江阴市华西村、河南临颍南街村等新农村建设典型。我们有条件继续稳步前进，争取早日实现农村小康的目标。在这个形势下，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我国当前的要务，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也有类似的趋向。在北欧靠近原苏联一带，在南斯拉夫、塞浦路斯和韩国都有尝试。有的还提出：“要通过建设，消灭三个差别”，我们对此曾做过一些考察，农村社会经济情况虽有一点改善，但大多因为财力不济、社会关注和协助不力等原因，而没有坚持下来。
2006—2008 年，世界多数国家先后出现“农业危机”，生产停滞，流通不畅。经过联合国有关单位和许多国家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提出“集约式现代化农业模式”的设想，并在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试点推行；美国的家庭农场也在买卖土地、雇工经营方面，开始走向集约式的规模经营。
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形势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推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走向更大的变革和发展。
（作者为农业部原国际合作司教授级高级经济师、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原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