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同志开创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局面
卢 文
2015年10月31日
2015年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噩耗传来，内心十分悲痛，谨以此文悼念。
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党中央领导的，但具体的领导组织工作则由杜润生同志按中央指示进行的。杜润生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春至1956年3月，在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 1979--1982年任国家农委主管政策的副主任；1982—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对我国农村情况很熟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按照中央的意图具体组织领导了农村的改革，突破种种障碍，开创出农村改革的新局面，为我国初期的农村改革作出重大贡献，也是他的伟大的杰作。
在杜主任领导下工作的十年
1960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文革”中被发配到广西。1979年春，到北京申诉落实政策时，适值原在中央农村部工作的霍泛同志由广西到北京医治胃病，经他介绍我找杜润生同志到了新建立的国家农委工作。因要回广西搬家，9月才到国家农委报到，分配在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80年夏，中央财经小组准备在3—5年内，拿出15亿元建设生产基地。杜润生副主任请翁永曦组织农口七个部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农垦局、畜牧局、水产局、农科院）的十多个人成立一个考察组，让我和周平带领到全国十来个地区考察，考察结果建议报中央作参考意见。杜主任说，此次考察是作为一次练兵。每当调查回来，他都要亲自听汇报作指示。通过调查，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全国各地不同的情况，学到很多东西。
1982年初，中央决定精简机构，撤销国家农委。杜润生同志认为，农口的人散去容易，集中却不易，于是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争取了少数编制和经费，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同时任命我为联络室主任和评议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组织全国农经理论界和部分农村工作人员，就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开展深入的论证，写出研究材料，提供党中央和农村政策研究室作决策参考，并将课题成果进行评奖，编辑成书出版。开始时，联络室还需负责对国外农经理论界的联系、派人和组团出国考察等，后因工作太多，忙不过来，请求划出此项工作，另成立了外事组。按照研究室的要求，我们办了一份专门反映不同意见和开展争论的刋物，杜润生同志为其定名为《农村问题论坛》。他特别关注刊物的工作，经常作些指示，主张要将刊物办活，多反映创新意见。1984初，杜主任提出在全国选择不同类型的地方进行全面系统的农村调查，为此成立专门机构，申请足额经费，布设了270多个点，组织了1880多人的调查队伍，其中让我起草调查纲目及参与该项工作。经过一年多完成调查。1985年7月又要我负责组织11人，将调查材料集中整理出版（后来印出16开的8大本），并向中央写出综合报告。其后，在调查点的基础上成立农村固定观察点，随时跟踪调查变化情况。我继续参与了该项工作。之后，又在全国十多个地方，就不同问题办起农村改革试验区，我继续参与进来。每年起草农村工作文件前，杜主任都组织我们分头到全国各地调查，回来后他都一一听取各方意见，让我们全程参加草拟农村工作文件稿的讨论。每次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前，都要求我们整理会议参阅材料，印发送给与会人员。会议期间，则派我们作为联络员，亲临各省会场点听取意见进行反馈。在1983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又派我任简报组组长。1983年杜主任要我写了一段农业投资问题的草稿，被当年的一号文件所采纳。1983年春，召开华北水利问题论证会，委派我当秘书组组长，负责写论证报告。1986年12月，杜润生同被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亊长，他指派我任秘书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和美国协议互派农业经济代表团到对方考察，1982年冬，他指派我带队到美国考察；1987年批准我带队到巴基斯坦考察。
杜主任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就工作经常提出指导和批评；但他又很民主，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放手让我们大胆工作，所以在他面前，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敢于畅所欲言地展开争论，心情很偷快，共同竭力做好各自工作。大家都很敬佩他。
1987年，我己65岁，退到第二线，不再担任联络室主任，但仍继续从事上述工作，直到1989年夏，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销，杜主任和我相继离休。
在这十年间，我对杜主任和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情况比较了解，现仅就所知，谈淡杜主任如何开创农村改革新局面的。
改革前中国的农村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土地归属集体公有，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由集体统一分配。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经过几次调整，确立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为基本的所有、核算和生产单位；公社和大队两级也有部分所有权和经营权。这均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适合中国情况、最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的制度，是最不能改变的。农民曾几次试图搞包产到户，被认为是“瓦解集体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被压制下去。
在上述制度下，劳力和生产资料属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统一组织生产，集体参加劳动，劳动者没有自由；生产按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靠行政命令统一指挥，没有主动权；生产实行“以粮为纲”，集中力量搞粮食生产，不准从事离土经营，不准弃农经商，不准长途贩运；国家只允许农户有5%--7%的自留地，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如违反了“以粮为纲”，从事离土经营，多搞了副业，就是“走资主义道路”，则要被取缔。
生产队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包括粮、棉、油等主要产品，都要由国家专业机构低价统购；其它产品也纳入派购范围，只能按规定的低价卖给收购部门。只允许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农村集镇的自由市场上出卖。国家通过统购派购形式，把农民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工业部门，变为发展工业的原始资金积累，农民所得很少。当时，只准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能讲商品经济，更不能讲市场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开放市场，搞自由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分配上，实行工分制度，按出工人头记分（定额记分很烦琐，难以推行），年终按工分分配。由于没有激励机制，集体劳动中很多人出工不出力，生产又很单一，工分值很低。人多劳力少的家庭和缺乏劳力的家庭，往往买不回口粮。为了保证各家都有口粮，就出现不少“超分户”，相应出现“空分户”，从而形成平均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不准搞其它副业暴发致富，要抓“暴发富”，于是谁也不敢多生产，不敢致富。
为了使城市能“安稳”地搞工业，城乡之间竖立起森严壁垒，采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把城乡隔离开来。农村人口非经过有限的指标和严格审批，是不能变为城镇人口，不准吃商品粮，不能在城镇就业和落户。由此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这种制度在理论上和想象上设计得很好，完全公有，按计划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集中全力搞农业，特别是搞粮食，必定会使农业兴旺粮食充裕，农业和工业都会得到很好发展。而实际上，却把众多的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土地和单一生产上，无法发挥劳力优势；将农民捆得很死，使他们没有自主权和自由权，以此也就没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成为完全的形式主义，乡村一派死气沉沉。由于农村一下搞起集体经济，缺乏善于经营管理的干部，农民缺少文化，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农民出身的干部一下抓十几户、几十户人的全部生产和生活，大多管理不起来，生产队长能力又差，社员只能跟着受苦受累，而国家对农民抽得太多，使生活陷于困苦。在这样情况下，农村萧条，农业凋蔽，农民贫困就成为当时的现实。据统计，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只增长65.8%；粮食只增加58.1%。到1978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33.57元，比1957年仅增加60.62元，平均每年只增长2.9%。其中货币收入不足10%。人均纯收入100元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3.3%。全国约有1.2亿人口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是农村和农民迫切要求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农村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上的松动，鼓励很多地方的农民重新搞起包产到户，用来冲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纷纷由包产到组发展到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户，全国只有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和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支持搞包产到户。农民所以用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形式冲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他们受到人身和发展经济的严重束缚，只有将它冲破，才能获得发展经济、广开门路的自主权，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利用生产资料和各种资源，获得向多方发展的余地，因而它就成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面对农民的要求，现实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时的领导和很多人存在传统的观念和认识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都明确反对包产到到户，各省很多领导人和农委主任也反对包产到户。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农口干部座谈会。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会议，华国锋和王任重到会听取汇报并讲了话。会议主题是完善生产责任制问题。当时会上发生尖锐的对立和争论。安徽提出联产计酬，包产到组，责任到户或到人，但不一刀切，允许群众自由决定，此举遭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江苏提出，包工到组，联产奖罚，但是下边大多实行包产到组，“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也到组，很难纠正。还有其他各种意见。这些争论的实质是在原有制度下改进经营管理还是改革集体经济制度，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改革集体经济制度的意见多来自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发涌动。主持会议的杜润生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不同意见，体悟广大农民的要求，考虑改革的动向。会议最后由华国锋讲话，他肯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把责任制限制在经营理范围之内，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王任重的讲话基调与华国锋一致，提出我们要实行的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这次会议实际是一次反映下边情况和不同观点的会议，它没有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肯定了可以实行包产到组，对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小口子，就是对边远山区可以特殊例外。这在1979年9月经修改在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的决定》中，作了如下的表述：“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这就显示出较多松动，不仅给包产到户开了口子，而且对包产到户的限制也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缓和了许多。这个规定一出，很多地方都说我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于是纷纷搞起包产到户。实际上我国农村很多位于山区，交通不便。于是包产到户成为不可阻当之势，迅猛推开。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中将其进一步放宽为：“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里不仅给包产到户给予更大的范围，还给包干到户上了户口。因为包干到户是“交了国家的，缴了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且简单易行，很快为农民所接受迅速推广。
1980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会议，杜润生主持会议。会上有两大争论：一是农业生产是否坚持“以粮为纲”？一是多种经营是否实行包产到户？会上反对“以粮为纲”、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很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杜润生打电话向在杭州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汇报情况，问及会议对包产到户应采取什么态度？王任重明确答复，“如果搞包产到户，还要国家农委做什么？”杜润生在最后作总结并向中央写报告时，强调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不提“以粮为纲”，而提农业生产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提倡组织专业队实行专业承包，发展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两者合计可达生产队土地面积的15%。生产队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任务后，有权灵活安排种植面积，剩余产品有权自行处理。那时，杜润生同志是顶着上面的强风，按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慬慎艰难前进的。
1980年2月至8月，中央领导层发生了有利于农村改革的变化。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万里为书记处书记之一，他门都积极支持农村改革。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8月调整了国务院领导，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赵紫阴出任总理，万里任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从高层领导敞开了农村改革进展的大门，但来自其它方面的阻力还是不小。
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广东有一个地委领导说“谁搞包产到户就是历史的罪人。”广西很多地方开万人大会批斗搞包产到户的人，宣布他们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走资本立义道路”。有一个县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即使全国搞包产到户，我们这里也不搞。”并逮捕了一批搞包产到户的人。这种事情很多地方都在发生，可见阻力不小。但却抵挡不住群众的改革潮流，不少地方是群众要包，干部死顶，顶不住了就像水库垮坝那样，一下垮下来，干部撒手不管，出了不少乱子。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的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其它很多问题也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和激烈的争论。如：（1）是否允许农民购买拖拉机和汽车？有人说，这是大型生产资料，不能私有。（2）私人能否搞雇工经营？很多人尖锐地指出，雇工经营，就是雇佣劳动，就是搞资本主义，绝对不能容许。争论的范围很广、很激烈、时间很长。（3）农民能否搞商业，能否从事长途贩运？反对者也认为那是搞资本主义经营。（4）可否开放市场，自由买卖，让市场定价？很多人强烈反对，认为那是搞市场经济，会出现投机倒把、无政府伏态，破坏计划经济，不能保证供给和稳定。（5）农村能否搞乡镇企业？有人说，那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挖国营企业的墙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浪费资源，“是一场灾难”。（6）农民是否能进城务工？城市很多人反对，说那是“盲流”，将冲击城市，“要紧闭城门”，“用铁扫帚把进城的农民扫出去。”如此等等。总之，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反对和阻力，都存在着争论。要尽量减少反对者，排除各种障碍。
杜润生同志受中央委托制定的几个重要农村改革文件
1981年至1989年，杜润生同志受中央委托按中央指示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审时度势，主持制定了如下六个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文件。
（一）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号文件)。重点是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文件指出，我国农业必须坚持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长期不变。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农户承包的土地，必须依照合同规定从事生产，严禁在承包地上盖房、葬坟、起土。不准买卖、出租、转让、丢荒，无力经营或转营他业时应将土地退还集体。文件还写了关于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农业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产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等问题。
（二）《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1983年1号文件)。突出点是，阐明农村中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指出我国“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 文件共写了14个问题：（1）拟定农业发展规划及保证措施；（2）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3）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4）发展多样的合作经济；（5）改革人民公社体制；（6）雇工问题看看再说，允许农民购买农机和汽车；（7）改革商业体制和供销社，发展个体商业；（8）推进农业技术改造；（9）广辟农业资金来源；（10）建立一批农业生产基地；（11）更加放宽山区政策；（12）注意改变森林过伐、耕地减少、人口膨胀的局面；（13）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14）培养提高干部队伍和素质，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三）《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号文件)。文件提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包期到十五年以上。文件分析了雇工情况，允许继续经营。发展多种合作。实行政社分开。加强社会服务。商业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制止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发展乡村工业及林牧渔业。培养农村干部及建设人才。加强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
（四）《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1号文件)。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一项是：“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第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第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第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第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第六，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第七，放活农村金融。第八，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第九，经济技术交流。文件最后指出，“扩大市场调节，进一步放活经济之后，农民将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国家对农业的计划管理，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领导转变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
（五）《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部署》(1986年1号文件)。1985年，农业出现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粮价作了不合理的调整，粮食总产减少，供应紧张，取消统购派购的意见没法实现，这暴露了我国农业还十分脆弱的缺陷。因而这个文件的重点是，强调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过去说农业靠政策、靠科学，现在增加一靠，靠投入，变成三靠)；把上年一号文件提出的取消粮食统购改为计划定购。要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完善流通体制和合作体制。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搞好扶贫工作。等等。随后，由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农研中心牵头，联合农牧渔业部、水利电力部，起草了一个《关于保障农业持续稳步增长的建议》，报党中央和国务院。
（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1987年5号文件)。发了上述五个1号文件以后，杜润生同志认为，不必年年发1号文件，可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多年性的指导文件，得到中央同意，便有了这一文件。主要内容是：（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2)继续改革统购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3)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4)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承包制；(5)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6)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7)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8)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9)有计划建立改革试验区。文件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
这些文件反映了农村初期改革的过程，对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是在中央领导的关照下，反映群众意见和利益，总结群众的创造，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而产生出来的，是领导和群众互动的结果。
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就
在上述文件的指导下，农村改革波澜壮阔地开展。到1989年杜润生同志离休时，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十二方面。
（一）改变了农村的经营体制。农村改革开始时，只说是完善集体经济下的责任制，发展的结果实际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制度，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变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的制度。即土地的所有权仍属集体所有(定为村集体所有)，把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地不得买卖、盖房、葬坟或作非农使用；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可以入股。农户有土地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独立自主经营权，产品支配权，成为独立的基层生产单位。村一级也可以有集体经营，尽力为家庭经营服务，从而形成双层经营。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大部分村没有集体财产和企业，没有能力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只起管理土地的作用，变成分散的家庭经营；有一部分村有集体财产和企业，能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成为真正的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有很少单位（约数千个）以统一经营为主，统一计划、统一安排工作、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林业体制也改变了森工和营林分属工业与农业“两张皮”的矛盾，统一为一个单位。并且逐步将集体林地和林木承包到户经营。实行家庭自主经营后，农村出现一系列的变化。
（二）农村涌现出多种所有制经济。随着家庭经营的发展，农村打破了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经营方式。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国家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联合所有制经济、私人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外资经济等。经营方式有：个体经营、集体经营、合伙经营、雇工经营、合作社、股份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集团、综合经营 (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各个企业是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开展多种经营后，粮食生产仍然是重要的项目，所占的耕地最多，但增加值比重显著下降。棉花、油料、烟草仍占有重要的位置；大量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作物。在大农业中，发展得最多的是畜牧业（包括蛋、奶）和水产业（特别是水产养殖业）。从增加值来看，牧业、水产业逐步上升到农业的重要地位，林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四）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以生产日用工业品和为农业、大工业服务为主的乡镇企业即二三产业大量发展，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其中主要是工业，不少地方其增加值占到当地农村增加值的主要方面，使工业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使当地乡村逐渐走向工业化。
（五）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使劳动力结构也随之变化，农村劳动力已有三分之一以上转入非农产业，成为农村工人。
（六）经营单位面向市场生产，国家不再给各生产单位下达生产计划。生产队除了国家规定的计划定购任务外，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非农产业完全按市场需要生产，产品送到市场上出售，由市场形成价格。农村不仅有农产品市场、日用品市场、小商品市场，而且有生产资料市场等。开放后的市场并没有如一些人所说出现严重危机，而是日益繁荣，商品琳琅满目。农村同样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出口农产品和乡镇企业产品，还有劳力外出和对外包工。政府则搞好市场管理，取缔不法行为，保障市场稳定。
（七）分配方式多样化。随着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分配方式也呈多样化，有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投资赢利、利息等)、按其它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八）取消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原公社区域建乡政权，行使行政工作。原大队一级变为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经济工作则成立社区经济合作社（很多地方没有挂牌成立，由村委会管理）。原生产队大多改为村民小组，也有保留生产队名称的。
（九）农村生产的技术构成逐步变化。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土壤改良、盐碱地治理等）建没，普遍推广良种和新技术，化肥、农药得到合理使用，防治病虫害的力度加强，农机大量增加。非农产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引进先进技术，加强经营管理，增加科技人员，提高劳动者素质，产品不断升级。部分农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大力防止和治理对水资源、土地和空气的污染。搞好草场生态建设，注意对水土流失、沙化、荒漠化、石漠化，鼠害、虫害的治理。
（十）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85年粮产量达到37911万吨，比 1978年增加24.4%，1990年达44624万吨，比1978年增加46.4%。农产品做到保证国内供应，还可以出口；乡镇企业产品的出口更多。1989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14480.17亿元，为1980年的5倍多。
（十一）城乡关系开始松动。 农民进城务工的人数日益增加，为农民进城务工的中介服务机构不断出现，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的呼声不断出现。农民开始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小城镇，有的在原有小城镇的基础上扩大，有的在村的基础上新建，如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
（十二）农村人民生活改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村人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整体来说，农村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穿着、居住条件大为改善。198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601.5元。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沿海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带、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温州地区、闽东南、潮汕地区，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当地居民日趋富裕。内地也出现了一些富裕的人。中央虽然努力加强扶贫工作，但全国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的人，还占到家庭总户数的15.52%。
在农村改革中大好形势下，出现了不少创新。
（一）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分离，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把经营使用权承包到农户，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弹性，既适应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也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走向现代化。
（二）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合力的好处，形成万马奔腾，蓬勃发展的势头。
（三）以发展多种经营为基础，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成长为市场经济。
（四）发挥农村劳动力多的优势，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并使部分农村工业化，形成城乡工业双轨发展、比翼齐飞的活跃局面，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五）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建设小城镇，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与城镇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六）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有序地动员组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逐步把农民转变成工人和城市居民，实现农民的历史性转变。
（七）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此等等。
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正处于农村改革的初始阶段，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下解决。由于遇到种种阻力和客观存在的困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解决，如：健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发展各种合作与联合，完全取消统购派购制度，真正转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搞好市场建设，改革城乡关系，改变工农关系，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搞好农村民主建设、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改善生态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其后都在逐步解决或正在努力解决中。应该讲，这十年改革取得的成果，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优良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
杜润生同志在具体领导农村改革工作中，遇到严重的阻力和重重矛盾以及巨大的困难下，所以能够破浪前进，稳步推开，取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他在领导工作中具有优良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
（一）能够深刻体会农民的疾苦和要求，尊重农民的行动和创造，又不局限于农民的自发运动，善于将其提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同时，又将领导的意图和群众要求相结合，形成正确的政策方针，用以指导改革实践，推动农村改革向前发展。杜润生同志将它说成是“群众和领导的互动”。很多人说：“杜老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一点也不错。他经常告戒我们下乡调查，要多到贫苦困难的地方去，深入群众，多听群众的意见，真正为群众办事，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和信任，是最大的荣誉。
（二）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急于批评和作结论，善于在矛盾对立中寻求共同点，形成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意见，以群众的力量和实践的结果，耐心地一步步将农村改革引导前进，达到预定的目的。例如，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明显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而坚持集体经济的人，确认也要搞好经营管理中的责任制；主张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人，同样承认责任制。杜润生同志便抓住这个共同点，以完善责任制作为题目，把小段包工、包产到组、到专业组、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等等，都作为责任制的不同形式，让农民去选择，让实践去检验那一种效果最好，在群众的行动和实践面前，逐步解决争论以推进改革。又如私人雇工问题也存在尖锐的对立和争论，但争论各方经过深入调查和讨论，得到一点共识：允许其发展利多于弊，于是便确定暂时搁置看看再说。以后的实践结果则减少和结束了各方面的争论。
（三）允许分区决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沿海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西部甘肃、云贵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相差甚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中的集体经济实力较大，而贫困地区很多村则没有集体财产和无集体经营，（一般称为“空壳村”），从而产生不同的要求和意见，很难完全统一。杜润生同志很请楚并正视这种实际情况，主张不能一刀切，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大统一下允许差异，允许分区决策。这既符合实际，又可以解决对立和纷争。
（四）重视各方面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以此开展论证。每个重要文件在写出之前，除了听取领导的指示外，均动员研究室全体人员和各方面的力量，赴农村调查了解基层存在的问题。回来汇报讨论后，确定撰写的主要问题，再组织力量作专题调查研究，有争议或拿不准的问题，便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召开论证会，有的问题（如雇工、取消统购派购、开放市场等）还召开多次论证会。动员调查讨论的人员很广泛，除了本单位的以外，还有在京各研究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农口各部政策法规司、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大专院校（主要是农学院和农经系）的师生，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学术团体，以及各省市的农村研究单位、大专院报及部分农村工作人员等等，队伍庞大，人员众多。可以说能动员的人都动员了。因此，每个文件的形成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真正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符合实际，不出大的差错。
（五）注意团结持不同意见的人，虚心听取各类意见。杜润生同志从不排斥各种抱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而是诚恳地团结共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原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坚持农业集体化的观点，不赞成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人观点明显对立。但是，每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都请李友九参加，草拟出的农村工作文件，都请他审阅修改。编写《中国农业合作化史》，也请李友九作主要审稿人。1986年12月，中国农经学会选举杜润生为理事长，他极力推举李友九为常务副理事长，经常共同研究工作。他对我们说：“经常听一些对立面的意见有好处，有些反对意见也有道理，耳边有不同的声音会使你清醒。”
（六）放手让下面的干部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对研究室的同志在工作上要求很严格，但又放手让他们工作，鼓励大家大胆提出意见，发挥创造性。出现问题时则善意加以指正，有缺点错误时就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从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杜”，都愿与他共同工作。他曾经对我们说：“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如果能发挥本单位人员的积极性，这个单位的工作成绩就不会受本单位领导人水平的限制。”这是重要的领导工作法宝，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七）重视培养年轻干部。杜润生同志认为青年人没有保守思想，善于接受新思潮，发现新事物，勇于创新，敢往前闯，是改革的重要力量。在建立农村政策研究室时，他就提出领导成员实行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提拔青年干部翁永曦为副主任。积报支持青年人组织“农村发展所”，鼓励他们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并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一起研究问题，吸收他们参加农村改革文件的起草和讨论，培养了一批青年的农村问题专家。
（八）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实践的检验作用。在探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杜润生同志很留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消灭城乡对立的理论，以及列宁《论合作制》等文章。他不时要我查找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书记材料给他参考。后来，在此基础上又与农科院合作，同时请一些单位参加，扩充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一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尤为注重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情况，每个文件发出后，都组织人员到下边了解执行的情况和实际效果，包括农民的反映、生产发展、经济动态、农村变化、农民收入、所引发的问题等等，采用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稳步前进，用实践来检验政策和改革的当否性。
由于杜润生同志在中央领导下的正确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年农村改革虽然遇到巨大的阻力和种种困难，但取得了胜利性的突破，逐步往前推进，没有发生重大偏差，
晚年继续关心“三农”问题
1989年夏，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后，杜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仍始终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特别关心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实现城乡一体化，搞好农村民主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等。他参加各种有关的研讨会，接受来自各方面的采访，诚恳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1997年底，在农村改革将届二十周年之际，他召集了一些同志商议主编了《中国农村改革决策记事》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随后又写了《农村体制改革回眸》（回忆录）；2008年出版了《杜润生文集》（收集了1980—2008年的讲话和文章）。在一些同志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杜润生基金会”，定期评奖农村问题研究的优秀成果，已举行多届，奖励了一批优秀成果和人才，推动了农村问题的研究。杜润生同志不愧为我国农村问题的泰斗。
杜老因病住医院期间，我曾几次到医院探望他。但10月23日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时，我却因病再入医院，医生不许离床，未能参加，深以为憾，留下不尽的哀思。